4166am备用-www.4166am.com-金沙澳门官网下载app

西方社会思潮中权力理论的结构与福柯的权力观——在华中大读书会“双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稿

编辑:印子       发布于:2012-02-21 09:23:11       浏览次数:次

我不知道大家对权力是否感兴趣,它在每个人的心中具有不同的理解和位置。权力能够成为什么?目标、目的、工具、朋友还是敌人?下面我仅仅结合自己前段时间的阅读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关于权力理论的大致框架,尽管这种梳理在最大功效的意义上只是个人性的,但我希翼能对大家的阅读而不是大家的研究有所帮助。我为自己设定的这次演进的目的的原因将为在后面有所提及。

我这次演讲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将对自己心中的权力理论结构进行一个简要的爬梳,这个概要性的总结将以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为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权力模型之间主要会涉及到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福柯和布劳等人的权力思想;其次,我将对华中大读书会同学对福柯权力思想的认识进行简单的回应,以加深大家权力或福柯的理解。而之后我将为大家重点展示福柯的权力观,并将其权力思想与其它的典型权力观进行比较。最后,我对自己的演讲进行一次个案性的总结,一次来分析我这种阅读方式的特点和功能。

一、西方社会理论中权力思想的演变

一般而言,提及权力,主要指的是政治学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多具有主权性,即国家权力或主权者权力。我对权力的认识则来源于19世纪至今的社会理论。所以我想先提出我的关于权力的学科范畴的划定,即我所指的权力是社会理论中提及的权力,而不是指政治学理论中的权力。虽然我马上要提及的宏观权力必然会直指国家权力,但希翼大家明白我的理论资源仍然是社会学的。

对于权力,我不想从定义出发,这样虽然方便与在座的各位达成共识,但那样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因为具有将权力简单化的倾向,当然大家并不排斥权力的概念,所以我想从权力模型出发。如果回顾一下西方社会理论中的权力模型,其实很简单:宏观权力——微观权力。宏观权力的特点在于它的权力来源是至上而下的,在于它的行使者是庞大的,宏观权力的主要代表就是国家权力,这里我主要是指马克思和韦伯的国家权力观。马克思从阶级对立的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性,他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将资本主义国家看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压制工具,而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则天然地具有革命性和反抗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权力就是指的国家的统治权力,国家实际上是资本家和资本的高级代言人,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利益的。马克思的权力观是一种国家权力观,他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统治镇压—革命模式。韦伯没有马克思那样的深刻的统治视角和固执的革命情怀,他眼中的国家权力指的是官僚制和国家权力的科层式形态。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在社会关系内,行动者具有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但韦伯更多的是在讨论权力的一个特例——支配,他认为支配是指: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支配的类型》第297页)布劳指出,韦伯的权力观是一种自愿主义权力观。(我最近地阅读韦伯也是两年之前了,他的很多观点我都记不清了,大家待会可以帮我补充)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将现代社会的结构简单地划分为国家和社会两个层次,国家这个庞大的利维坦高高在上,发布着主权者的命令,行使着统治者的权力;而国家之下的社会着一方面接受着国家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则实行着社会底层的自治,即市民社会的自我维系。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二元框架实际上是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并不可能与现实十分接近,但却是一种有效而经典的理论分析范式。哈贝马斯的贡献则在于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中发展出了所谓的公共领域,他通过对历史的分析假设出了公共领域这个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公共领域的实体主要是指产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后期的公共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和网络和公共场所如咖啡吧、歌舞厅等社会公共形式。这个领域实际上是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之后的某种社会实体的交汇和重合之所。哈贝马斯认为,产生之初的公共领域的原则在于它的批判性,但19世纪之后的公共领域在整个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同时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出现了合法化危机,它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学问功能。所以,哈贝马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后期开始谋求突出重围之道,即大家都知道的协商民主理论。我认为,哈氏进行协商民主理论的建构的本质目的就是要重塑公共领域权力,他认为只有恢复了公共领域在18世纪时的批判功能,才能化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空白领域所出现的合法化危机。(当然这种危机实际上也是全局性的,国家和社会层面都不可能逃脱)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幼稚病,他对交往理性希望太高,以至于发展出了无障碍沟通性理论的幻想,认为通过这种沟通就能够化解社会危机。难怪福柯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视为“乌托邦”。不过,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身是很重要的,我个人就十分喜欢,但觉得其理论并不太好把握。

福柯的权力思想则从国家走向了社会,他认为权力只可能来自“下面”。权力绝对不只是意味着主权者的命令,国家的权力是美丽的纸老虎,在社会层面的功效岌岌可危。所以,我认为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是对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的有效补充,也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权力的有力驳斥。鉴于下面将对福柯的权力观进行较为完整的总结,我这里就不多说。

最后要说的布劳其实只是阅读中的意外收获,从社会理论的结构上看他的思想处于交换理论的历史末端。布劳从社会生活中个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出发,发掘出了交往行为权力。这种权力观在社会场域中的存在范围比福柯的微观权力更为广泛,是权力从国家走向公共领域和规范化组织之后回归到了个人之间。这种权力实际上也是福柯权力关系层次中的策略关系性权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基本完成了对自己所掌握的理论中的权力思想的梳理,这个梳理工作并不复杂,但我认为它可以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集群,即带有问题意识的理论性总结,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单一社会理论(某一流派或某一家的理论)的创造性总结,但不属于严格的理论创新。在我的权力理论资源集群中,它的结构组成如下:

宏观性 国家权力 马克思 统治——革命模式或“利益——冲突模式”

韦伯 科层模式或“权威——合法化模式”

公共领域权力 哈贝马斯 批判性模式

规训权力 福柯 弥散型模式

微观性 交往行为权力 布劳 个人化、交叉压力模式

当然,现在看来它显得比较简单,关于权力事项其实较为复杂:马克思的以国家为中心统治性权力观、韦伯的以官僚为中心的自愿主义权力观、吉登斯的资源—权威型权力观、布迪厄的以关系为中心的场域权力观、布劳的以交往行为为中心的社会交叉压力权力观。福柯的权力观则主要是一种关于肉体政治的微观权力物理学,是以肉体规训为中心的弥散型权力观。如果要将上诉理论强行安置于权力理论模型的宏观——微观之间,可能会有很多困难。不过待会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谭林丽、杜鹏、田孟等人的回应

这样的一个梳理实际上依然是阅读性和感悟性的,比较随意,所以不是研究性的。大家的理论追求也更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所以我这里不想与那些西方理论的研究者进行对话,而追求与自己人进行内部的认真交流和严肃对话。我注意到,谭林丽、杜鹏、田孟和冯川等人都对福柯的主要著作进行过系统的阅读,他们分别在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三个方向对福柯进行了总结,这里我对他们的分析作点简单的回应:

谭林丽曾经从逾越自我的角度总结了福柯的主体哲学思想,他指出,福柯始终在学术和生活中追随着对自我的关照,始终在常识、权力和主体中探求着主体的塑造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关注自我和生存美学成为了理解福柯命题的关键。

杜鹏对福柯的阐释十分简单,甚至是略显零散,但在我看来却深得福柯思想之精要。他指出福柯思想的关键词在于主体与权力,即“权力技术对主体的塑造方式”。

田孟似乎对福柯的理论并不喜爱,也许是因为福柯面目可憎?在我看来,田孟并没有对福柯抱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以貌取人的倾向比较严重,他对福柯的评价是我无法忍受的。福柯不仅仅是对中心进行评判的边缘人,而实际上是积极的左派,试问那时有几个学者能和学生一起攻击法国的司法部,又有几人能不顾个人安危去拯救政治犯。而且,福柯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个人的规训,其实在福柯的权力关系学说中,福柯看到的是启蒙对规训与自由的双重开启,规训与自由是并存的,即福柯的权力实际上既是规训的权力又是自由的权力,没有自由就没有规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田孟过分肢解了福柯而没有看到福柯思想的统一性,的确福柯的研究范围十分宽广,但他在《常识考古学》中就已经表达出了自己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论实际上最为重视的是对常识的解析,即对话语的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策略的分析,在《疯狂史》中侧重的是话语的对象,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是话语的陈述方式,在《词与物》中是话语的概念。这里我想说的就是,福柯的确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主体,这个其实谭和杜已经指明。

冯川对福柯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其谱系学的概念分析和对《规训与惩罚》的权力变迁分析,他对福柯之外的国家权力的认识与我的看法基本相同,他认为国家权力的代表是马克思和韦伯,即冯川所说的:以马克思的阶级统治理论为代表的“利益—冲突”模式,和以韦伯的权力观为代表的“权威—合法化”模式——他们都强调权力的“集中性”和“主体性”。而他之后将福柯和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的对比,其得出的基本观点与我的看法也基本相同,即福柯眼中的规训社会的压制性丝毫没有比涂尔干眼中的机械团结社会中的压制法减弱,规训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反而更为隐蔽和深入。

在我看来,一千个人的眼中会有一千个福柯,但我认为权力思想是福柯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所以大家应该对思考些福柯的权力观或是与之相关的社会理论中的权力理论。另外,福柯的视角和方法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而不是他的某个惊人的观点。他给大家的启发才是重要的,而不单单是他的足迹。

三、福柯的权力思想及权力理论的工具性

下面是本次演讲的重点,即福柯的权力思想。尽管苏力在自己早期对福柯社会法律思想的梳理中指出了企图系统抽象地总结福柯的艰难性,如果企图一次性地从总体上把握福柯那一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我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他的思想谱系学中选取权力作为此次讨论的话题,希翼尽量简明扼要地对福柯的权力思想进行总结。

(一)福柯的权力理论原理

在福柯看来,权力从来就不是他诸多学术命题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虽然权力的问题贯穿了他的大多著作。他为自己设定的最迫切的理论问题一直是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即“主体是如何被纳入到真理的游戏当中去的?”所以,主体—真理才是福柯全部理论的灵魂,而常识—权力只是它为了解答上述问题而自我设定的理论工具,尽管这个工具成为了他理论的重要本身。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有效的澄清,他认为自己对权力的理解与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福柯的权力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包含三个层次:策略性关系、治理术和支配状态。策略性关系是权力关系最表面也是最为广泛的层次,它指的就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交往时所面临的关系场域或所使用的权力技术;治理术是福柯所着重探讨的权力关系层次,它指的就是对人口的治理,它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它将人口作为目标,以政治经济学位主要常识形式,以安全配置为根本的技术工具;而支配状态则是福柯权力关系中的最极端的层次,它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绝对化和权力结构的僵化,它与政治学中的主权权力具有最大的亲和性和等同性。

福柯权力思想的原理可以用这个关联结构表示出来:常识—权力—主体,其中的常识、权力和主体都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丰富内涵。福柯的常识所指的是能够发生权力效力的常识形式的总体,它可以是为人知晓的也可以是隐蔽的,但应该是科学性的,以区别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形式,因为在福柯的诸多研究中多是指现代的常识。例如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尚能与理性平等对话,疯人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笑谈,权力的话语并没有对人进行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分,但在古典时代则对疯人进行了区隔,大禁闭开始盛行,这时的疯癫被隔离开来,正常的社会对疯癫心怀恐惧;而到了19世纪,疯人被释放出来,成为了精神病人,成为了精神病学常识下的客观研究对象。疯人被带入道德的被告席上,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人民陪审团和精神病学法官的审判,而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对疯人不再需要真实的铁链,因为他们自己就在心里念着:我有罪!精神病学常识使疯癫彻底地科学化了,成为了科学常识的研究对象,而精神病学专家则成为了精神病院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任何拥有精神病学常识的个体都成为了疯人的审判法官。所以,在精神病院看似充满温情的看护中,实际上充斥着无言的观察与分类,这种心理枷锁实际上比铁笼和脚镣更为冷淡。理性早已脱离物质工具,只需一个眼神和一句简单的话便可释放出针对疯癫的权威光芒,而疯癫已向理性诚服,疯人以理性和常识为榜样,成为了他们听话的孩子。在这段疯癫历史中,暗含着规训权力的运作,疯人不仅因为精神病学的常识而成为精神病人,而且成为了这种常识权力的规训对象。其实,福柯之后对临床医学和监狱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福柯权力观最大的特点是其权力以常识为前提和基础,即常识使权力得以运作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关于精神病的常识就无法将疯人界定为精神病人,也无法将其纳入精神病院进行医治,正是精神病学的常识成就了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学权力;没有关于刑法的常识就无法将杀人犯界定为罪犯,就无法将其监禁在现代监狱中对其进行规训,正是关于规训的常识成就了规训权力。所以,常识—权力是福柯权力思想的首要特征。当然,常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也具有生产性,它能够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常识,即新的权力,这使得常识就意味着权力。

福柯权力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对主体的重视,这与福柯毕生对主体哲学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福柯的权力观从肉体一直到人口,即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都一直追寻着主体,脱离了主体的权力决不是福柯的权力,所以主体——权力就成为了其权力的第二大特征,主体是权力的作用点,也是权力进行改造的对象;而主体也是权力和常识的拥有者和生产者,主体也完成了对其他主体和自我的改造和生产。在福柯看来,主体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被纳入真理的游戏,主体被常识(同样也被权力)不断地塑造,从疯人到精神病人、从病患者到临床医学目视下的病人,从社会中的个体到学校、兵营甚至是监狱中的“被规训的人”。所以,福柯在晚年对主体的不断追问中走向了“自我关照”,他认为人只有真正地认识了自我,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权力者(行使权力者和权力接受者),才不会滥用权力。为了达到规训与自由的平衡,主体就必须进行对生命、死亡等一些伦理命题的思考,这样才能够达到对自我的超越。

福柯的权力观从构成上说常识和主体的,从类型上说则是由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组成。规训权力关注的是人的肉体,而生命权力关注的是人口,这两个方面并不决然割裂开来,而是成为了他微观权力机制的两极:对肉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调整,前者主要体现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性史》中。

(二)福柯对权力的界定

到这里很难避免对权力概念的分析,尽管我十分厌恶这样。福柯很少直接说到权力,但我在《性史》中发现了福柯对权力进行的类似于下定义式的表述。大家对福柯权力的分析就以此为例。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性史》第61页)

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多种力量交织的权力关系,它无处不在,没有固定的中心和封闭的界限,永远出于变化之中。在福柯的世界中,权力不是制度性的,它不可能以制度化的形式直接出场和发挥作用,也不是结构性的,它不可能过于稳定而丧失变动,也不是君主式的,它不可能高高在上无人可及而且可以被继承;相反,它本身就包含了现代社会中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本身。福柯认为,常识、权力和主体都在历史和社会中不停运动,都在相互形塑对方,在这其中的权力既包含一切又来自各处。大家知道,政治学中的权力主要是指主权权力,它的主要统治形式是法律权力;但是,在福柯的权力思想中,权力所驰骋的疆场往往在法律权力范围之外:精神病院、医院、学校、兵营、监狱和性,是一种纪律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的特点就是它本身的反法律性。(监狱这里其实是规训社会的极端表现而不是法律实行的场域)这其实暗含的是法律在这些纪律装置中的无力和退场。(纪律性权力与法律权力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因此,福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精细整理发掘出了权力的微观面向,使西方的权力理论乃至社会思想都更为精彩。在我看来,福柯的权力具有以下七点特性:

1、权力的行使性。权力的生命在于被行使,而不是被占有,福柯看到的是权力的流动性而不是静止的威严与恐怖的死寂。马克思和韦伯的权力观都侧重于拥有,涂尔干在《道德教育》倒是看重教师对惩罚权力的持有,这与福柯所说的符号性或表象性权力比较相近。

2、权力的个人化。权力的触角广泛,能够深入个人的肉体和行为举止,并“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这样每个人都成为了权力关系网络的连接点和权力的符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权力的非主观性,即权力虽然作用于个体但个体并不可能成为权力的中心,在权力关系中个人具有某种客观性。

3、权力的弥散性。权力的发生点无所不在,没有权力的中心,只有无数个权力的网络接点。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权力从哪里来和存在与何方的问题?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给定和占有的,它不是从上至下的主权者命令,而是一种多种力量关系交织之后的总体状态,这种权力不知它来之何方;权力的作用点是多元且多量的,它能够沿着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深入到社会的任何角落,没有人知道它走向何方。

4、权力的常识性。这其实在上节就已经提到,福柯认为,权力创造出了全新的常识体系,常识成为权力的生产条件并扩大权力的行使效力。不过,福柯的常识—权力理论与吉登斯的资源—权力理论倒是不同:吉登斯将权力同资源联系起来,认为权力的生产离不开资源的集中,它可以分为两类: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也就是说,吉登斯认为,只要有适度的资源就可以产生出权力。福柯和吉登斯的相同之处在于看到了权力的生产性,但吉登斯认为权力通过资源来进行生产,而福柯认为权力是通过常识来完成生产。吉登斯更关注的是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离开了行动者对社会事件的干预便不会有权力的存在,所以社会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是其权力理论的核心;而福柯更关注的是常识所形成的话语力量,他认为只有常识才能保证权力的产生和运用。福柯的常识和吉登斯的资源也有极大的区别,常识的范围更为广泛而且侧重于常识本身,而吉登斯的资源则强调了社会行动和社会物质,这与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常识都有着完全的不同。

5、权力的生产性。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和常识,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生产出了现代社会和受规训的个人。

6、权力的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建构出了一种自主的机制,它可以脱离任何个体而单独存在,个人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只要他出现在权力的作用点上。例如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现代监狱瞭望塔中的监视者,个体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不是个体本身决定了权力的行使。

7、权力的纪律性。权力的行使不仅离不开纪律和纪律单位,而且纪律也是权力的目的,即将个人矫正成为纪律人。早期的福柯认为,权力的行使需要发生在规范化组织之中,规训权力离开了精神病院、医院和监狱这样的规训场所是难以存在的。所以规训权力的纪律性是与国家权力的法律性相对应的,发生于规训装置中的不可能摒弃纪律性。但是晚期的福柯将权力的领域拓展到了个人的生命至上,权力成为了对个人生命的管理与调控,形成了以人口管理为中心的治理术。虽然福柯在性经验的领域研究权力关系问题,但性的领域主要存在与家庭之中,这样家庭实际上成为了继精神病院、学校、医院、兵营和监狱之后的又一权力场域,只不过家庭中的性权力更为隐蔽和微观,真正与主体的命题融为一体。

(三)福柯权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工具性地位

既然权力理论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理论之中的,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反思权力理论的第一步是明确它存在的原因。这里涉及的是权力理论的工具性问题,因为我发现权力理论从来没有成为上诉社会思想家眼中的最重要的理论命题,尽管当代的很多大家的确对权力进行过单独的分析,如卢曼的《权力》,但其实也是小规模的研究。(政治学者似乎更热衷于对权力的单独研究,例如对民主理论的研究。)好了,我不想再绕圈子了,我就是想指出,社会学家的理论追求依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元命题,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权力问题是作为次级命题存在的,对社会理路中权力问题的把握无法逃脱它的工具性地位。不过这些倒是政治社会学的经典命题。

四、批评与自恋:读自我阅读的反思和批判

我对自己的阅读状态一直是比较满意的,虽然中间也有打盹的时候,简单来说,我的阅读其实是从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开始的,早在大一时就开始阅读苏力、梁治平、强世功、黄宗智等法学家的书籍,之后在大三时开始从韦伯入手对社会理论进行阅读,从“经典三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交换理论(中间有些人类学的理论)直到福柯,一晃就到了研究生,看来时间还是过得很快的。无法否认的是,我长期以来的阅读一直是有点赶的,总是希翼“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是渐渐地我发现书是读不完的,适可而止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在社会理论阅读上我打算点到为止。我读书的一个不好毛病就是任务性太强,没有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这使我的常识结构还不过宽广,所以我以后将开始政治理路的阅读,当然时间是有限的,浩如烟海的政治理论同样无法读完,甚至是像阅读社会理论那样读个大概也是一种苛求。那么围绕着政治学中几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来读应该是个可行的阅读方法。

如何把书读得更好想必是大家都经常思考的问题,每个人就是独特的自我,正确认识自我是读好书的关键,你的志业你的品格你的能力你的缺点都可能成为你阅读征程中需要考量的自我因素。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主要是希翼能让这种自我关照式的阅读成为更多同学在阅读中的一种自觉,即自觉地将自我与阅读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自觉实际上就是在帮组自己形成阅读中的主体性,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

(印子,金沙澳门官网下载app2011级硕士研究生)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