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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宪政”之遇

编辑:黄小龙       发布于:2017-10-11 11:16:42       浏览次数:次

在当今政治体制方向模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缺位的中国,犹如19世纪西方面临“整体性危机”一样,大家在21世纪面临着这种危机。随着危机的社会性表征的反复涌现,国民意识的增强,许多的“仁人志士”如“自由”、“儒教”、“宪政”、“民主”、“基督教”、“社会主义”们等无不为这种空前隐性的“整体性危机”感到忧虑。这些忧国忧民者对时下中国未来的方向,无论是政治方向或是社会方向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策略,他们经常是争论得不可开交,七嘴八舌,甚至是“有你没我”的境界。然而,他们这些智者们的论辩有时莫不深藏有大智大义,值得大家深思。

一天,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宪政”在去国家最高学府做讲座时,遇到了急匆匆走着但又笑容满面的“儒教”,而儒教正好去向国家最高决策者们做讲座的路上,他们两正好上了同一辆公交车。

宪政:hello,儒先生,您老人家今儿这么高兴,这是要去哪里啊?(宪政打趣地问道)

儒教:宪政君,你好。我接到单位通知去中央那边做个讲座。(儒教和蔼地答道)

宪政:哇,这是何等的好事。也知道像您这样的曾经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大起大落的人,甚至沦为阶下囚的人,还能如此受到国家的重用,这说明您的传统还是有很大的力量源泉。真不愧是中国的道统,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您总是在不断的吸取别人的精华,来使自己更加的适应世道的发展。

儒教:哪里哪里。老夫如今只是活在人们的观念中,我年轻时的英俊潇洒、丰功伟绩早已被历史这把杀猪刀割得体无完肤。惭愧惭愧,像我这身老骨头,亏得一身的学问传统常识,才能荣幸向国家决策者们讲授下传统学问。

宪政:那您就不责备历史吗,它让您如此的难看过?更冒犯地说一句,您的脊梁骨都差不多被它砍断过。

儒教:宪政先生问的也正是老夫心之所痛处,但我不是为了我的过去而心痛,而是这个民族的近一百年到当下没找到最终的归宿而心痛。说到这里,这心痛也与您有关系,哎。(儒教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宪政:咦,晚辈不才,请儒先生阐明。(宪政好奇但也严肃地问着)

儒教:清末以前,老夫还握有中国的道统,门生旺盛,即使满蒙入主中原,也是敬我三分。清末以来,随着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看到世上竟有如此先进的国家与器物,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与“愚昧”,励志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许多仁人志士选择了来自西方的您来救国。于是,您从西方移民到中国,而我则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让位于您。您忘了吗?最先是清政府的皇族内阁实行假君宪,让您参加皇族内阁。后来到民国的多次让您主政,可是您是多次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弄权者架空,有名无实。后来您也遇到您当时的克星“社会主义”,他从苏联移民中国,被许多无产者奉为君主,当然我也是再次被批斗与压迫……经历那些,我无可责备,毕竟历史潮流是浩浩荡荡,再说国家当时面临着空前的危难,难免会出现些极端、急切求成者,欲想拯救中国。可是,他们又做得怎样了。不消说,这个国家到现在都存在着方向感的迷失与社会价值的缺位,即使那样的宣传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仍然被一些公共事件的残酷所刺破。(儒教的眼睛此时湿润了)

宪政:先生所言极是啊!晚辈虽然是从西方移民过来,也非常同情您的这份痛心。我又何尝不是呢?本以为能够移民中国,好好作为中国公民,为国家社会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可是,我来华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广大同胞的“认可”,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国人不知道我的名字。现在,我更多是在学术界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很多时候也是与其他同仁空言无补,这不,今天我应邀去最高学府授课。其实,我也是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非常的关心,毕竟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位中国公民,更是一位身负责任的在常识分子。像我只能经常只能到学术的天堂畅游了,政治家们些许不怎么的礼待我。其实我是对国家以及国民一腔热血、一片赤诚,只想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学问、经济的振兴发达。(说罢宪政的神情凝重)

儒教:可是近代以来,你我之间发生巨大的冲突过,大家分别被外界称为过“愚昧”与“文明”,我也记得我曾做出过反省,与您做过深刻的交流过。那时的我,被人们冠以“新儒学”的称呼,但是你我的友好连袂似乎只停留在学术上,并且最终没有称为中国的主流气候,后来的新中国成立时,大家各自流落街头。倒是现在的台湾,还恩怀与保持着大家当年的友情,这种友情也在政治与法制上有所生根。

宪政:对啊,我与儒先生理应当是同志中人。然而,大家除了上次“新儒学”的学术交流外,再也没有深层次的实践交流,或者共同地为国家当前的“危机”而友好合作过。这可能有当局在建国初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考量,也有着大家两人之间的固有矛盾难以磨合的问题。

儒教:我本代表着中国的传统学问的主流,许多人认为我不是宗教,原因是我不是信奉神或上帝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看透宗教的本质。宗教是人们对现实的超脱以及彼岸世界的向往,彼岸世界就是现实世界所作所为的依据,而期待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安心幸福。而我教导人们要祭祖,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现世的所作所为对得住祖先,并且大家相信祖先能在另一个世界与大家沟通,祖先泉下安宁便是大家作为之本。等大家到了大限之年,大家可以安心入土,拜见祖先们。在儒教里,礼,可以说是我的教义了,它也是治理天下的教义。然而,有位德国思想家说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只有基督教世界产生了现代文明,向您就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这充分说明了基督教精神与自由、民主的催化剂。中国要建设现代文明,必须要引进基督教,这是他站在一种观念与传统精神的塑造力量上来看的,并且有太强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当然,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用梁漱溟的学问观讲,中国学问处于过度入世的西方学问与过度出世的印度学问中间,中国人近代最终选择了前者作为救国图存的药方。

宪政:说到“西化”来救过的问题,其实说来也很奇怪。“五四”时候,我还没有移民中国,当时许多勇士们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来反对您,主张全盘西化。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那些激烈反对您的思想勇士们,像鲁迅、陈独秀、钱书同等,那时还没有到过西方,胡适是个例外,但他也是刚刚到美国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们多是留学日本,因此他们关于西方的了解主要源自日本。相反,真正去西方求学的人,几乎没有加入这个阵营。严复是留学英国的,他对反传统一直持不同意见,并且坚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自外于“科学和民主”,留德的张君劢是反传统运动的反对派,留学英国的辜鸿铭不仅对反传统口诛笔伐,甚至愤怒到去未名湖散步以炫耀自己那条“传统的”辫子。让我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常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了百年中国最强势的学问心态,而那些有着本土情怀、认同传统的学问主张没有在中国日后的历史中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否是真正了解我的故土的人知道我与昔日的同胞,与您之间并不是“有我没你”互斥存在关系呢?抑或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那场争论的核心是您的存在是否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在我故土的现代化过程中,本土化的因素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远自希腊的哲学,还是希伯来的宗教都对故土的现代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什么作为中国传统的您就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生积极的作用?

儒教:我能否有作用,这个问题就与当时世界上出生的另一种人——社会主义——紧密相关了。其实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说是甚为密切,我是致力于一种大同社会、强调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和谐的,我教导大家具有高尚的利他道德与自我修养。这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共产理想有着某种契合,只不过我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我训诫的等级有序、三纲五常,这一点可以让许多人给我戴上“封建”“落后”等帽子。这些看表面现象的“先进者”们,完全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并没有站在具体的历史的立场看我,要知道我可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死的人。虽说是现在有些苟且而生,但是,我仍然是在国人的内心深处而存在,每当出现“情与法”的冲突时,丑陋的社会现象是,我经常被人们缅怀着。我家经常会有许多当代常识人来访,他们说中国的现状让人实在痛心,要我出山。前些明年我的还被炒的非常热,像新兴的学问明星一样,可我觉得许多人包装我、炒热我更多是把我当成古董——学问产品,让人心寒啊。

宪政:先生说到社会主义,大家的国家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大家似乎连原始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都不清楚。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可是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许多“社会主义者”们的腐败、金钱主义的盛行以及强大国家权力的驾临等等,普通国民当然是被操纵着与受害者,但是可以说他们有时是即敢于不仁又是道德滑坡。而原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建立在被压迫阶级的疾苦斗争上,以真正的自由为基础,即实现每个具体人的人格的全面发展。这种现状与目标的差距,使得社会主义这位仁兄经常被人议论、诟病甚至是怀疑过,现在他经常出现在外交场合居多,当然他在当局的推广下,成为每一个学校的老师。但是,他所传授的与现实反差,这直接决定着接受者们的安身立命有所动摇。我并不是想要去责备社会主义,而是为事与愿违而忧虑。

儒教: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确实不能责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处于象征性的引导,而在人民的权力与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具体构建上倾向于国家的集权,社会主义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国家发挥举国力量去建设,自然少不了强大的政府。在古代中国,中央政府要维持一个诺大的国家的稳定,加上以来自然条件的不稳定的农业经济,中央政府需要强有力与有能力。我曾对最高权力者皇帝作出两项最重要的牵制,皇帝权力大到并不是随意妄为的,皇帝拥有政统,还需要占有道统的我教贤才的拥护与认可,才可算是正道合一的王道,万民臣服,这是其一牵制。其二牵制,则是我教的“天人感应”,将皇帝的功绩与天这种抽象神秘者结合起来,要求皇帝实行仁政,此为其二牵制。许多人只是看到我的礼制在为皇帝的统治塑造合法性使万民臣服,却没有看到我对皇权的限制。

宪政:原来如此啊,儒先生可谓也是用心良苦。我生性倾向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您我的差别之一是,您对普通民众的权利,您一直认为皇帝是继承天命来统治万民,对统治的根基进行神秘主义的处理,对皇权的限制也是神秘主义的寓言式限制,碰到了缺乏德性暴君只能是任其胡作非为了。您的合法性根基的塑造与对皇权的限制,是需要深入人心的信念来支撑的,它到底还是看不见的软性“法律”。而我对政府——治权的拥有者——的限制,从不依赖他们的德性高尚,而是制定实实在在的制度与政府权力的性质程序来监督与限制政府。我信仰民主与法治,我强调以民主的路径限制政府,以宪法来治国,而法律又是公民意识的共同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您一样,我也不反对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之初,特别是一个大国,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进行组织与维持,无能的政府非常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与外地的入侵。但是,政府再怎么强大,它应该是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言一行有大家来监督,大家要清楚的看到它是为掌握主权的民众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一旦狮子自己除了笼子或者将其放出,没有德行的自我限制,势必会伤害弱小的民众。

儒教:老夫深为佩服宪政先生的为民着想的理念。可是中国人要学习你,邀您移民中国,以为制定一部宪法就是认可您就是真正的吾国国民,这未免太肤浅。虽然我一直强调“名不正,言不顺”,但是有名无实最终还是唬不住万民,在制度上当局一直没有接受你。

宪政:他们也许不是肤浅,而是有意为之吧。我到现在难以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国国民,也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自己水土不服,加之我对于恋权者更是眼中钉与肉中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随着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和许多同仁们的呼吁,当局越发感到压力,时下的许多学者呼呼我主导中国民间的风气,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之道。在这样的信息爆炸与开放的时代,我已经被许多国人所接受与认可,在他们的心中时时有我的位置存在。

儒教:这么说,现在的我与你算是有着同样的志向的人,就是让明日之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大家的国家能够建立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大家的民族有着让大家认可的根基与航向,大家的社会有着良好的价值归属感,大家的公民能够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宪政:我认为大家不只是志向相同,而且在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上有价值上与功能上的互补作用,大家可谓是可以共生,进行文明再造。

儒教:此话怎讲?请细细道来,看是否果真如此。

宪政:在价值追求上,我追求民主自由,建立法治理念,但是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终究难免的与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情理观念有所抵触。每一个民族有民族扎根之本,您就是这里的本,这几千年的您能传承至今未离开于世,难道不说明这个微妙吗?若真是我的价值理念大道其行,在纯粹的理性人的国度,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深厚儒教传统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件应当的好事。您的价值理念的许多为人之道德,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人不只是一个追求无限自由、民主的政治性动物,要真正作为人享有天伦之乐,则需要德性与情理。而对于自由的理念,您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其实对自由是个动态过程的阐释。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了,如此是将自由内化为自己所掌控不逾矩的能力,放大些讲,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实现与自由自身实现的相互融合。属于历史的民族的精神,就是自由的。

儒教:你这样的解读我,也实在没有曲解我追求的价值。那在现代性功能上大家怎样的互补?

宪政:我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上,主要是要保护公民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可是现代国家的建构,真的需要适合于大行宪政的现代国民与政府的存在,这并不是我在主张西方中心论。儒教的规训能力之强大,这里毕竟由您的特殊性所在。我现在需要您的规训力,不只是单纯的规训公民,塑造现代国民,更重要的是规训政府以致限制政府可能的暴行。我再怎么去监督政府限制政府,我也只能在制度程序上来做工作,我仅凭那些自然法等理念,来做一种规训的力量,实在困难。

儒教:宪政所言确实可信,考虑也是入木三分,我不无启发。老夫也时常也在想,我这身老骨头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塑造做些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肯定不只是西方的那一条道路,实行美国式纯粹的宪政,也不是只有西方那样的现代性的存在。现代性的产生,本来是反传统的,但是不尽然全盘的推倒传统重来,否则历史真的在冷战后就终结了。肯定现代性的多元化存在,这是一个前提,再怎么的多元化,它的本体应该是民权的时代,人本时代,追求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幸福便是其目标,我要摈弃现代社会的完全结构主义论,再造现代中华。如果宪政先生能与老夫同心协力,作为互补性的共生存在关系,在建友谊,这是何等好的大事!并且,如你所发问的,我应该向西方国家的传统权威那样,在构建现代社会的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宪政:儒先生若与晚辈联谊,搁置前嫌,我感激不尽。你我的联谊,此外,我建议还要与当局的主流思想家社会主义联合,共同应对当今的中国“整体性危机”,这样大家也是在为自己减少来自当局的阻力。大家要告诉社会主义,大家不仅仅是在为当局塑造法统,巩固统治合法性。合法性问题,说到实处,这不是谁的口号喊得响亮,谁就具有统治合法性。最终为公民认可的政府,必然是为公民的福祉服务的政府,如果78年至现在这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没有搞上来,生活水平没提高,当局仅存的一点合法性也会找到历史残酷的麽灭。要真的巩固合法性,大家要认识到,现在政府是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最大的顾忌是权力在运行程序上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与限制,当局的权力运行若更加阳光与透明,合法性自然会增强的。

儒教:是的,应对“危机”,大家势必联合社会主义,否则一味要求当局改旗易帜,那对于这几十年的“道统”构建是难以接受的。那你怎么联谊社会主义,除了我的社会大同理念?

宪政:儒先生有所不知啊。自由、民主不仅是我的忠实盟友,应对现代社会的非实质平等上,社会权一直主动请缨为我效用。自由、民主再怎么有能耐,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他们都忽视了“无知之幕”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社会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如果要按照既定的自由、民主程序来实现人格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权,如果进入我的联盟,那将会是对我先前阵营的完美补充,在实现真正意义上机会均等与自由发展。社会权也绝不是像许多人说的“劫富济贫”,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标准。况且,在中国的社会,资源多的机会多的人毕竟是少数,社会权的主张必将有巨大的成长空间,这与我的理念是不排斥的。而社会权要加入我的联盟,要求福利国家的建立,保障弱势者的基本生存与基本发展空间。这里的福利国家便应是是社会主义最为关心的,这种平等的分享道理也是社会主义自立时所大力宣传与主张的。

儒教:嗯,有社会权这个媒介,不愁联合不到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合法性不是大家的终极目标,民众如何在现代国家的塑造中安身立命才是根本。安身意味着幸福、尊严地生活,在有良法的刚性规制下且不失本有的德性之美;立命,就是找到自己精神价值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并将自我融入现世,达到自我与非我的完美和谐。这已经超越了我曾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安身立命,保养我这条老根,与宪政君同在,在来年的和煦春风中,新绿的文明再生是必须的。

宪政:好一个“文明再生”!若您的安身立命是为社会中的个人安身立命,那我也应该为政府安身立命。安身,就是政府应该是在公众的视野下以身作则,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权力;立命,即政府以每个公民的福祉为归属,建立现代民主自由之国家。

儒教:说得精彩!你的安身立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使命,我的安身立命便是现代中华文明的根基,这也是不同西方中心论者的全盘西化,又不同于完全的学问保守势力。大家的联谊,可谓是顺应了潮流,立起了大家普遍接受的标杆,甚至大家可以互为表里。

宪政:从今日起,我在学术界要有意地融合您的思想,将之潜移默化地传达给接受我思想的每一个人,今天去最高学府的讲座,我就以“儒教中的宪政主义”为主题,以此开启文明再造工程。

儒教:嗯,宪政君的想法也提醒了我。我从今日起,会将你的宪政主义融入到我的思想中来,我会润物细无声般地重新释义自己,打通你我的内在一致性,今天我以“儒家学问的自由理念”为主题,为决策者做讲座。

对话至此,两人都到站了,“儒教”比之前更加笑容满面地与“宪政”道别。道别后,儒教自言自语地说,今日可谓又是一次大彻大悟啊,真是“朝闻道,夕死足矣”。

                 (黄小龙,金沙澳门官网下载app2010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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